资料图为杨莉珊。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杨莉珊2022年6月当选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约30年前,还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她,就曾被从香港派驻到内地工作,见证了内地飞速发展与变化。
“我记得在1993年时,作为港人到内地工作,公司会提供一些补贴,因为考虑到当时内地的生活还不是很便利。但近30年过去,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已经发展得非常好,配套设施很完善,越来越多的港人、国外的专业人士,也都愿意到内地来工作、生活。”杨莉珊说。
同样是在1993年成立的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今年进入第30年。“目前我们有近80家公司会员、100多位个人会员,以在北京发展的港企、港人为主。”杨莉珊介绍,今后,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将重点从加强商务往来、增进文化交流,及促进港人港企深入了解国家政策等方面着手,组织开展更多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港人港企了解更多新的政策、法规,并组织一些论坛、宣讲会等,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内地的发展。”杨莉珊说,对于“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商会也会更多组织实地考察等活动,让港人港企更加深入地了解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杨莉珊还十分关心香港青年的发展。她表示,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将持续为香港青年学生提供平台,包括提供实习机会等,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也会为他们在内地学习、生活、工作等提供帮助。
“其实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眼光可以看远一点,因为内地可以提供的机遇是很大、很广阔的。”杨莉珊认为,在打开视野的同时,她也希望香港青年能够了解国情、了解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机遇、把握机遇。
作为爱国港人、港商,杨莉珊经常在香港报章上发表言论文章,跟进时事,同时也介绍国家的发展。“因为我很早就到内地参与工作,见证了过去近30年国家的发展变化,所以想把一些新的政策、机遇,和更多人分享,这也是我想要做到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体现。”她说。
在杨莉珊看来,过去几年,香港经历了“修例风波”,又遇到新冠疫情,经济和社会受到冲击,但在阴霾过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优势仍然明显,且香港背后始终有国家支持,在与内地实现通关后,未来有望再次实现“腾飞”。
正在参加北京市两会,杨莉珊还表示,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未来香港发展的新亮点,这两个方向与北京的发展更是“不谋而合”,香港与北京可以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她也在提案中建议北京加强人才建设、为女性提供更多生育保障等。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与内地更加紧密地融合。”杨莉珊说,香港与内地通关后,相信会有更多港人港企愿意来到内地发展,而要“做大做强”,一定要用好国家的支持。(完)
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 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了《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指出,大学生就业地域偏好明显,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和二线经济发达城市的大学生仍占大多数,不过这一占比呈缓慢下降趋势。想去三、四线城市以及小县城、基层乡镇和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呈上升趋势。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比2022届增加82万人。 高校毕业生倾向三、四线城市为什么会呈上升趋势?对于超千万的毕业生群体来说,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新信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二线城市仍是首选 家住河南郑州的刘燕在大学所学专业属于师范类,正在准备参加当地的教师招聘。她说:“肯定还是想优先考一、二线城市。如果没考上,考离家近的三、四线城市也能接受。” “毕业生刚走出大学校门,尽管不能全面理解城市等级和职业生涯的关系,但总能判断出在各类城市就业的长短期收益差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室副主任魏国学表示,进入一线城市会面临激烈竞争,薪资水平和生活舒适度方面可能并不友好,但可以预期更高的发展上限和更广阔的职业空间,在跳槽或者失业时的回旋余地更大。毕业生到三、四线城市求职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但也存在劳动力市场规模小、制约长期发展空间的局限性。 “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做出选择,本质上都是在权衡职业生涯的长短期利弊,并非一线城市吸引力不再。”魏国学坦言。 虽然,在三、四线城市就业的意愿增强,但蓝皮书显示,2021年,想去北上广工作的大学生占比34.1%,想去二线省会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非省会城市的占比39.27%,合计超过70%。这说明大部分大学生依然倾向于“传统”大城市。 魏国学分析,一线城市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从未停止增长,职场吸引力也在持续增强,加剧了已然激烈的竞争。因此,当毕业生觉得长远的预期收益难以抵消短期竞争带来的损失时,到三、四线城市的意愿就会增强。 以家乡为参照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 家住济南的赵禾马上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这段日子里,他以家庭所在城市为最低标准进行择业。“除非是公务员外派,不然去别的三、四线城市不如在老家工作。” 不愿离开家乡,是不是代表着这届毕业生更加“佛系”? “对毕业生而言,没有比老家城市更熟悉的参照系。”魏国学坦言,毕业生离开故土到陌生的城市工作,除了要适应当地环境,还需重构社会网络,在短期可能得独自承担困难及风险,这些事项看起来很微妙,但对个体而言意味着成本,如果就业城市的收益低于家乡城市,远走他乡工作肯定是个亏本的决策,理性的毕业生会尽力避免。 魏国学说:“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的难度非常大,主观性很强,部分结论甚至是道听途说,以家乡为参照进行比较是一种理性行为。” 选择就业城市并非一锤定音 近期,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陆续公布了2022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在这些报告中,高校2022年毕业去向落实率均在83%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盘”稳定,并且呈现出扎根西部的趋势。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到中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人数占比为59.52%,上海交通大学赴中西部就业的学生比例也创历史新高。 和高校就业质量报告一致,蓝皮书也显示出近三年的大学毕业生倾向到三、四线城市就业的趋势。2018年,大学生中想去三、四线城市工作的比例为7.29%,到202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1.77%。 “有几个关键因素对毕业生影响较大,带动毕业生将目光投向三、四线城市。”魏国学分析,城市边际发展能力和就业竞争强度此消彼长,一线城市逐步趋于成熟定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释放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速度同步趋缓,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学历等门槛要求提高,求职竞争日益激烈,三、四线城市虽然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较快,利好就业并舒缓竞争。 “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距离和区位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创造了大量分散在三、四线城市的新就业岗位,毕业生薪资、机遇、发展空间与一线城市的差别并不明显。”魏国学提醒,到何类城市就业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多次博弈。00后等新生代毕业生择业观更灵活,工作转换频率更快,无论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都不可能快速锁定职业生涯,愿意去三、四线城市就业,也能重返一线城市。 (记者 陈鹏 通讯员 鲁山青)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